讓把三年來寫的一些詩歌整理成集，命名爲《未展芭蕉》。他說：“現在我把土物獻給你們，都是這些年收割下來的一些。你們會發現，芭蕉，其中仍有未展的芭蕉。”
         我要說，這些收成真好。雖然，還沒有全部認真拜讀完畢，但讀過的幾首都很喜歡，像是面對一些清新的植物。讓在詩歌裏完全釋放出他對植物、泥土和家鄉的熱愛，恨不得把它們都搬到我們的面前來。在《清流下——致陳小三》中，讓這樣直抒胸臆：“肥沃的土地、草木以及人的心靈，生命給予我的我怎能錯過。”
         是的，你不能錯過，我們都不能錯過。我們應該在字裏行間裏珍惜和懷念，在花叢草葉間感動和融會，那麽，我們都成了自然而然的存在——“如今我有一個木本的名字，置身人行道，心有自然的和諧。”（引自讓《詠物詩》）。這樣，真好。
         自然，和諧，這是讓的詩歌裏經常出現的字眼，不僅讓喜歡，我也喜歡。讀讓的詩歌，就是一次置身自然的旅行，有微風拂面，間或也有一些狗尾巴草在偷偷撓你的耳根，癢癢的卻很舒服。
         最後我要說，我將繼續讀那些尚未讀完的。這是枯燥日子裏難得的一點綠意，不是麽？

                                                                                                                                    （何鱼，10月）

  

一直很喜欢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之前读后也略发感想，可终觉浅薄。下面的这篇，是我所能找到的关于《洛》的文学评论中，我所认为最好的，特引于此。

《洛丽塔》与纳博科夫的情爱观  （作者：张琼   来源：文景） 
     人们常认为最美丽的情感往往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因而爱欲的恣意大多失却诗意的轻灵。可是，从文学作品的可读性角度看，文学创作中的情爱及乱伦母题却长期以来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或许这是由于文学和艺术在对心理的调适上，比之宗教、祈祷及平白的交谈形式更具间接性与寄托性。因此，人类心理上较深层次的忧虑与困惑，这些较隐蔽层次上的心理情结的消弭与调适，却往往求之于文学与艺术。而性爱母题，从更深意义上看，实质是人类的心理驱力受到社会规范所抑制的那一部分，其他较为典型的还有侵略的行为，性的欲求，占有与破坏的念头以及好奇心等等。这些被抑制、但未真正被消除的欲望在寻求以被社会许可的方式来发泄时，就找到了文学和艺术创作等途径。
    正因为此，所以，虽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遭受到一系列的美国出版商的拒绝，被认为小说带有淫秽的倾向，并且主题令人惊讶与有争议后，却由于故事涉及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12岁少女的性爱与乱伦纠结，其争议性与大胆的色情倾向，反而激发了读者群的心理期待。终于，一向独树一帜的巴黎的一家非主流出版社于1955年将小说正式出版。
    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来看这部作品，读者的解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猎奇。同时，随着同名电影的拍摄，以及小说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我们已经把更多的探询指向了作者，因为作品与故事的背后，投射的往往是作家的审美意识、人生观以及情爱观。更因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根据他本人在《洛丽塔》完成之后的声称，是为了审美狂喜的获得，于是，文学批评者总是不断希冀解读出这些狂喜的原由与表现。

    在对《洛丽塔》的评论中，关于作家情爱观点的探讨常常会令一些学者驻足思索。文学的创作经常体现出被抑制的心理需求的升华，因此，随着这部争议作品的诞生与公开，作为作家与读者发泄或寄托感情的对象，此部作品所涉及的性爱欲求，以及它打破常规的骇世惊俗，能否从文学的创作中得到解释呢？即使作家宣称自己恪守唯美的创作原则，他从作品中泄露的情爱秘密又表现在哪里呢？
    从情节的设计上来看，作者完全隐身于男主人公亨伯特之中，以他的忏悔与第一人称叙述展开了故事 ：主人公亨伯特于1952年他的审判即将开始前死于狱中。小说也从他的回忆与坦白中以倒叙的形式开始：亨伯特，一个欧洲的中年男子，曾在12岁那年，于海边邂逅而后又失去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安娜贝尔·蕾，从此以后，他疯狂地陷入了对接近青春期年龄女孩的畸形迷恋, 并称她们为“小仙女”（nymphets）。在他三十多岁时，由于得到了一笔来自于美国的叔父的遗产与一所大学的资助，只身来到美国，住进了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而房东的女儿洛丽塔正是将要给他带来致命诱惑的“小仙女”。洛丽塔混合了梦幻般柔美的孩童的天真与成熟女性的诱惑力。为了接近洛丽塔，亨伯特竟然带着潜意识中的谋杀意图与她的母亲黑兹太太结了婚。随后，他畸形的爱恋被黑兹太太发现，她在恍惚中，被一场交通事故夺去了性命；亨伯特即成为了他梦中小恋人的合法监护人。在他们的初夜，亨伯特才发现洛丽塔实质上的堕落，而且他们的性关系竟然也是在小女孩的主动勾引之下发生。他们一路上疯狂做爱，不断辗转于各个汽车旅馆，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横贯着整个美国，在得到的快乐与失去的恐慌中度日。在故事发展的高潮处，洛丽塔与一位剧作家私奔，就此引发了失去理智的亨伯特最终被绳之以法的血腥报复。阅读着这样令人惊讶瞠目的故事，尤其是作家竟将这所有的变态爱恋写得如此行云流水、唯美舒缓，读者的好奇与疑惑随之而起，探询作家深层上的情爱观的企图就此产生。
 
    引起我们争论的首要焦点是：《洛丽塔》究竟是爱情故事还是色情故事？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洛丽塔》全书的终页，我们都无法找到哪怕是一个淫秽的词语。更觉讽刺与滑稽的是，那个以“色狼”形象出现的亨伯特，在故事的后半段，竟然展现与演绎了二十世纪痴情爱人的角色 ：不计个人得失，爱得忘我无私，又带着凄美的绝望色彩。他内心世界的发展历程给予我们的竟是社会文明与人类生存中由变异而造成的情感尴尬与常规出逸。而且，故事中的乱伦关系其实是把我们的思索引向了人类在追求意识、理智、自我解脱、与良心告解时的痛苦和领悟。于是，在这个高潮的急转直下之中，悲剧形式以其开启心灵之迅猛的速度，直指文学艺术的审美目的。因此，正如纳博科夫先生声明的，《洛丽塔》仅仅是一则他想直抒胸臆、不吐不快的故事，而借助于这个故事，他自身早已踏入了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因为他就此对爱产生了最原始状态的感悟。     

    尽管《洛丽塔》本身描述的是一幅颓废变形的画面，实质最终奏响的是一曲爱的咏叹：在亨伯特与怀孕的洛丽塔多年后最后一次相见时，曾被亨伯特以全身心投入而追随的那个妖魅惑人的小姑娘已经丧失殆尽了她所有孩童般纯真的美。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读者开始清楚地感觉到亨伯特已经超越了世俗的爱恋。他看着洛丽塔：
    “而她满面憔悴，成年的、瘦削的手上青筋暴突，雪白的臂膀上满是鸡皮疙瘩，耳唇很薄，腋窝里乱蓬蓬的，她就坐在那儿（我的洛丽塔！），才17岁就已憔悴不堪，怀着的那个孩子，还在她肚子里就已开始做着成为一个大人物的美梦，梦想着在公元2020年退休 —— 我看着她，看着她，就像我明白地知道我要死了那样，知道我爱她，胜过这世上我见过或想得到的一切，胜过任何其他世上我所能希冀的一切。”
    一个普通而正常的男人，除非是爱有所得，除非他们希冀获得什么、抓住什么，一般是不会轻易坠入爱河的。他们所渴望的偿还，并不是一个虚幻而淡然的微笑。正是爱中有肉欲的疯狂、世俗的渴望，爱的高贵性才渐渐败落的。但是，纳博科夫却创造了一个爱情超越激情，情感超越性爱的神话。无怪乎，在对《洛丽塔》一书的掌声赞誉中，莱昂内尔·奇林（Lionel Trilling）这样评价 ：“《洛丽塔》一书是关于爱情的……在最近的小说中, 没有其他任何爱人是用如此的柔情来思念他的所爱……这是当代小说创作中极少有的恋爱狂喜的个例。”他的小说无论是以怎样千姿百态的形式出现，无论是狂喜的身体冲动还是平静的美学愉悦，总是隐藏着他的艺术创新精神。确实，他描写的情爱冲动与爱恋很可能来自于自己不羁的幻想；但是，幻想也是人类存在所具有的一种形式。正因为此，亨伯特在他悲剧性的人生终点时，也从没有觉得他的情爱追逐是虚掷的。类似的情形在纳博科夫的另一部小说《微暗的火》中也再次出现；同样，这种爱情的超然特色在《阿达》中亦表露无疑。因此，借助于爱情故事，纳博科夫跨入了另一个令他心驰神往的世界。在《洛丽塔》中，女孩的微笑就是让人坠入爱河的典型一例，那种微笑从不朝向房中客人，而是徜徉在自身遥远而芬芳的世界中，或是朦胧而轻柔地晃过目光偶及之物。 对于亨伯特（其实是作家）对美好事物如此敏锐的捕捉，我们在阅读中无时不觉得愉悦之光从心底掠过。

 

     此外，小说所折射出来的作家的情爱体验亦值得探询。由于纳博科夫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声音，无论从哪个角度，他都具有强烈的个性，因此，了解他文字背后的人生思考，尤其他的情爱体验，渐渐成为读者与文学评论者趋之若鹜的兴趣。尽管纳博科夫强烈地反对批评家对于《洛丽塔》的各种释义与解读，尽管他的爱妻也出来声明丈夫所有的作品创作唯有一个重要主题，即“在此之后”（the hereafter）， 我们依然能够从作品的细微踪迹中捕捉到作家的情感体验与内心感受。例如，下面的一段文字多少可以让我们抓住理解纳博科夫的情爱观以及他如何在文学创作中体现爱情的一些线索：
    “ 无论何时当我想起对于一个人的爱时，我总是习惯于立即画出我爱的半径——以我的心，以个人情感的温柔核心为原点——一直到达令人难以置信的宇宙的遥远点。某些感觉总是激励着我去衡量我在爱中的理智，那样的爱存在于许多无法想象、无以计算的事物之中，例如星云的状态（它的遥远到达了疯狂的地步），永恒中的可怕缺陷，未知之外的不可知，无助、寒冷，以及令人厌恶的对于时间与空间的回旋与交错。”
    在此，纳博科夫描述了爱的范围以及爱在他的心灵与大脑中的冲击力。于此，我们或许也更能了解为何在《洛丽塔》中亨伯特爆发出来的爱是那样不可自控，无法合乎美学的合宜原则了。在作品中，亨伯特似乎在实质的性爱中赢得了他与自己悖理的激情所开展的战争。然而，那样的激情斗争只有当亨伯特丢失了原来的自我和他的“小仙女”之后，才会在爱人的消失、记忆的痛苦、艺术的纯粹中得到升华；而这样的升华，也是纳博科夫很多作品中亨伯特式的“英雄”所必然经历的。

    试看《洛丽塔》的结尾处的一段:“但既然血液仍在我写字的手掌里奔流，你就仍像我一样受着上帝的保佑，……我正在想欧洲的野牛和天使，在想颜料持久的秘密，预言家的十四行诗，艺术的避难所。这便是你与我能共享的唯一的永恒，我的洛丽塔。”在这样的结尾中，爱情导向了艺术给予人的幻影般的抚慰以及美存在的潜在价值  ；而亨伯特，这个实质是受尽挫败的艺术家，在故事的尾声看到了前面的光明——他个人无法在世俗世界实现的自我依然会在回忆与想象的另一个世界中企及。或许，这就是纳博科夫的妻子所暗示的“在此之后”吧，因为，作家的爱人更有可能与机会真正走进他情爱的内心空间。

    由此，第三个探讨焦点，即纳博科夫的情爱观产生的契机与动因成为进一步深入的关键。细心的读者可能在阅读中会发现《洛丽塔》中有许多隐喻与典故。纳博科夫的旁征博引以及作品的放射性，向读者开放了一个异常丰富博大的精神世界。从爱伦·坡、乔伊斯，到普鲁斯特，有几十个作家、哲学家、艺术家的只言片语被他巧妙而隐蔽地提及，特别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它几乎成了纳博科夫创作的先导。普鲁斯特对于爱情舒缓而柔和的创作节奏，以及他将情爱的目的视为诗意的沉思，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纳博科夫。《洛丽塔》复杂的叙述结构、喧闹的汽车旅行与追逐虽然不同于《追忆似水年华》，但是异曲同工的是，《洛丽塔》成功地将情爱作为切入口，把潜意识与显意识、现实与幻想巧妙地交错起来，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戏谑模仿。情爱中的乱伦被戏谑了，现实社会被戏谑了，性爱、女性的堕落，甚至连文学创作亦被戏谑模仿了。主人公亨伯特总是被肉欲所打败，以至于他的自我思想斗争往往引不起足够的同情与理解，生命中情爱的无奈于此被作家明白地表述出来。无论是在《洛丽塔》、还是纳博科夫其他的创作中，亨伯特式的痛苦（或许也是纳博科夫的痛苦）总是暗喻着他们的情爱观点：悲剧式的创痛、艺术性摄人心魄的美，以及巨大的生理欲望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出彼此。

 

    由上述分析的三种探讨角度，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入地走进作家的情爱世界，以及他文学创作的各种尝试与体验。
    首先，纳博科夫小说中的性爱欲望很可能是人类超越自身去掌握外部世界的一种比喻手法，那样的情爱征服，不仅是通过性爱，也是必须要通过人类的智慧与思维来达到的。因此，纳博科夫的情爱小说有时会在内容与形式上表现得比较模糊与矛盾，词法与句法也呈现出旖旎奇丽的特色。并且，当他的充满艺术情爱特色的创作交织在感性、理性，与语言张力之中时，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个事实 ：叙述者很可能存在着无可抵挡的性爱欲望，并向往着性爱所能带来的超越世俗的欢乐，而作者又在叙述者之上悟得了他所要的审美狂喜。
    然而，纳博科夫小说中的情爱与性爱快乐不是单纯的，更不能达到其终极状态。他大多数的小说人物总是遭受着伊甸园中那条绿蛇的致命诱惑，他们的生命与道德观总是和欲望做着斗争，而最终他们又往往牺牲在欲望底下。尽管纳博科夫本人一定会对这样的评论嗤之以鼻，因为他自己从不认同文学是沟通社会与个人情操的工具，并执意将所有的创作归于审美狂喜，但是，他创作的表层底下，存在着人的思考，有意识的痕迹与原由，有他被压抑的情感的宣泄与释放，有被社会伦理及常规所限制住的不羁与向往。因此，从他的文学创作中的情爱观开始，我们发现，纳博科夫作为作家，或许也有着强烈的社会干预性：因为在作品中，他坚持人的力量要超越一切有形与无形的环境限制，在对爱欲的渲染上，他强调了艺术审美要令人感动、爱恋、希望，甚至颤抖。这样的超越与努力，也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展示出来：比如，他本人的地域与思想上的流亡，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丢失，甚至是语言上的任性与独创，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一点。尽管，此文所涵盖的范围相当有限，可是，通过复杂的结构与丰富的情感来探询小说世界之内之外的涵义，那种所得应该也属于纳博科夫所最终渴望追寻的审美狂喜吧。

菲利普•图森：捕捉生命 
 
    5月底6月初，出生于比利时的法国小说家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受法国使馆文化处邀请访问中国一周。这是图森的第二次中国之行，2001年他曾在中国旅行了两个月。
    图森学习中文有几年时间了，在采访过程中他一直拿一支笔认真做着笔记。当记者提到图森心中排名第1的作家贝克特的穷困潦倒时，还没等翻译来得及反应，图森立刻诡笑着说，他听懂了。

  

    写作：爱与死亡
    让—菲利普·图森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是他的小说家身份，10年前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实验艺术丛书即收录了“图森三部曲”：《浴室·先生·照相机》。8年后的2004年，湖南美术再次将图森的《迟疑·电视·自画像》集结出版。
    热爱旅行的图森认为亚洲是充满活力的。在这里他不仅找到了和年轻人沟通的方式，也收获了两部最新的小说作品：以他去过8次的日本为背景的《做爱》；场景在北京、上海及意大利厄尔巴岛之间交错并获得2005年法国“美第奇图书奖”的《逃跑》。
    作为“新小说基地”午夜出版社推出的“新新小说”、“极少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图森的创作被“新小说之父”罗伯·格里耶称为“叙事体的抽象画艺术”。然而在最新作品《做爱》和《逃跑》中，图森的叙述开始变简为繁并使用大量长句，对此图森解释，自己的创作标准在不断发生着改变，现在他更想追求一种诗意的美感和能量的冲击。
    “写作并不是为了揭示生活的意义或无意义。写作，广泛地讲，意义就是赋予生活以艺术，写作具有神圣化的职能，以其尊贵的实践形式，带给生活愉悦和快乐。”这是尽量避免触碰意义的图森从另一个角度谈论所谓“写作的意义”。
    阅读图森的作品不需要太多的文学积淀和宏观的社会背景，“在我的艺术创作里面，想表达人性共有的跨越时空的东西：一个是爱，一个是死亡。我的作品是开放的作品，能带来什么在于观众的主动性。”图森对记者说。
    正如法国“新小说”在中国的推广者陈侗所说的：“包括图森等‘新小说’作家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把我们(读者)推到了第二作者的位置，让我们与作者一道体验了创造的快乐。”

 

     电影消除障碍
    “视觉”是图森经常挂在嘴边的词语，作为1960年代“饱受”影像冲击的一批人，图森承认自己的小说深受电影、电视和其他图像的影响，他对琐碎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往往给人强烈视觉化的印象。用图森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词语来创造意象”。
    图森热爱电影，但苦于年轻人一开始拍电影会碰到的资金、设备等很多麻烦，转而投身写作，等有了一些名气，再去找机会拍电影。尽管如此，图森的电影导演身份常常会被有意无意忽视。
    目前为止，图森共有3部电影作品：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先生》(1990年)、改编自《照相机》的《塞维利亚人》(1993年)以及惟一不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而专门创作电影剧本的《溜冰场》(1998年)。
    逗笑了中国观众的《溜冰场》，在剪辑上花了9个月时间。它讲述了一个关于电影拍摄的故事，几乎所有的场景都发生在溜冰场，在这个不易掌控的地方，意外事故频频发生。日常生活中优雅的女士、严肃的先生都不得不如履薄冰，身体僵硬且滑稽可笑。作为卓别林的拥护者，图森在电影中借鉴了许多美国默片的手法，“卓别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用一种跨国界跨时代的语言来表现人性共通的东西。”
    这部表面看来调侃、讥讽的电影实际上却是图森对导演、演员等电影人的致敬之作，因为里面充满了他第一次拍摄电影时的新奇感受。
    “小说制造障碍，电影消除障碍；小说是个体化孤独的创作，电影需要团队式的合作。”图森对小说和电影有着看似截然相反的诠释。他认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表现日常生活，而电影就要重新建立一个世界。“就像人平时在寻常都市生活，度假可能选择去乡村，这两种状态存在于同一个社会性个体的内心之中，我都可以接受并协调得很好，只不过不可能同时进行。”

 

     用相机捕捉生命
    “介于电影和小说这两种状态之间的是摄影，它有社会性的一面，而最后完成则需要个人化的孤独状态。”摄影爱好者是图森的第3个身份，多伦现代美术馆4楼墙上挂满了他名为“在中国”(En　Chine)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他拍摄的包括陈侗等中国朋友的肖像以及黑夜中晃动的霓虹和人影。
    在此之前，图森还曾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日本和法国的图鲁兹举办过摄影展，在法国图鲁兹市的摄影展主题是“书籍”，那个特别的展览是用视觉表现阅读的主题。
    “当你经过一个地方只做短暂停留，或者遇见不断匆匆而去的过客，你脑子里对这个地方会没有任何印象。我当时所在的地方正在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我靠近的地方正在远离而去。”图森在小说《照相机》里这样描述易逝的记忆，而此时，“我”却在身边的空座位上发现了一架丢失的照相机，就抓住它在甲板上匆匆忙忙地乱拍起来。虽然“我”拍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冲洗出来，但“我知道我是在生活的闪光中抓住了它”。
    此次《逃跑》中文版的封面照片是3个骑在摩托车上的人在雨夜飞奔，这是图森本人提供的一张照片，但地点不是北京和上海，而是长沙。这张照片被图森制成了明信片分送朋友，因为它给出了一个《逃跑》的影像。“同时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图森的写作方式和态度：现实和生活对于小说所起的只是一种提示的作用，是为写作者服务的，作品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回到现实当中。”陈侗说。
    图森喜爱拍照，也乐于享受被拍，他让朋友拍下了自己讲座、签售、接受采访的全过程。采访结束后，图森来到多伦现代美术馆楼下，拿起相机对准“图森在上海：新小说与新电影”的大幅讲座海报拍摄，兴致盎然地留住了自己与“自己”的合影。(引自《南方周末》)